證券時報記者 潘玉蓉
在中國的資本市場,活躍著銀行理財、信托、證券、基金、保險資管、私募等豐富的機構投資者,這些生動的面孔,讓資本市場大舞臺精彩紛呈。
中國擁有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資本市場為資產管理行業提供了廣泛的投資機會。而資管行業為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活水”,同時也影響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說,資管行業與資本市場相互影響、相互成就。
過去十年,是中國資管行業蓬勃發展的十年,各類資管機構一手對接實體企業融資需求,一手滿足居民對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資產管理規模快速增長。
在資管行業高歌猛進的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脫實向虛與監管套利。十年中,監管部門在治理資管行業方面不斷積累經驗,加強協調。2017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簡稱“國務院金融委”)設立,金融監管的頂層設計得以完善。
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是中國資管行業的里程碑事件。此后的三年,監管部門統一尺度、步調一致,對百萬億體量的資管行業實施了一場高難度的“外科手術”,促進了金融體系的穩定,也令大資管行業由亂而治。
經歷多次洗禮和錘煉,中國資管行業破而后立,以更加成熟穩健的步伐走入規范發展的新時代。
大資管、大時代
過去十年,是中國經濟穩步向前、居民財富不斷積累的時代,也是中國資產管理行業蓬勃向上的黃金時代。
2012年至2021年末,中國經濟總量由53.9萬億元增長到114.4萬億元,增長1.12倍。其間,居民的存款余額也大幅增長,從2012年的41.1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102.5萬億元,增長1.46倍。
伴隨經濟及居民財富的增長,服務于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資產管理行業也迎來蓬勃發展。據證券時報記者統計,2012年末,各類資管機構合計管理資產規模大約26萬億元,到2021年末,這一數字增長至130萬億元,十年期間增長了4倍。
規模不是一切,但是規模有著很強的解釋力。
如今坐在資管規模頭把交椅的銀行理財,2012年末的存續規模為6.7萬億元,到2021年末達到29萬億元;公募基金的規模在過去十年與銀行理財的差距逐漸縮小,從2012年末的2.8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末的25.56萬億元,成為第二大資管行業。
信托業曾經是僅次于銀行業的第二大金融部門。2012年末,全行業信托資產規模為7.47萬億元,2021年末增長至20.55萬億元,位列資管行業第四。保險業在2012年末管理的保險資金規模為6.85萬億元,到2021年末增至23.23萬億元。2021年末,保險資管產品的余額為3.20萬億元,其中既有保險資金,也有保險業外的資金。
2012年末,證券公司及其資管子公司的受托管理資產規模1.9萬億元,2021年末,這一數字增長到8.24萬億元。私募基金自2013年納入證監會監管,隨后獲得快速發展,到2021年末,在基金業協會備案的私募基金規模為19.76萬億元。
繁榮的起點
中國是世界少有的儲蓄大國,居民對財富保值增值有著旺盛的需求。早期居民投資理財的方式有限,在很多人的眼里,“投資”便等同于買股票、買基金。
上世紀90年代,證券業和基金業扮演了中國資管行業的開路先鋒。1995年,央行批準證券公司從事資產管理業務;1998年3月,我國首批封閉式基金——基金金泰、基金開元成立。
伴隨股市的風風雨雨,股民和基民在一次次風險教育中走向成熟,成為最早嘗到“高風險高收益”滋味的投資者。而對于大多數居民,財富仍以儲蓄的形式沉淀在銀行賬戶。
居民儲蓄轉道進行理財投資,在2011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一年,央行連續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資金頭寸變得緊張的銀行,通過擴大理財產品的發行規模,以較高的收益率吸引資金流入。銀行理財產品競相發行,催生了部分存款資金不停地“搬家”,在不同銀行、不同理財產品中騰挪,尋求更高的收益率。
2012年底,我國銀行理財產品存續3.1萬款,平均收益率為4.32%,而當時一年期定存利率的上限是3.575%。到2013年,銀行理財平均收益率上漲至4.51%,市場上不少理財產品收益“破六奔七”。2013年末,有股份制銀行推出96天的產品,預期年化收益達到7.6%,創下當年新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理財產品開始崛起,并成為資管第一大行業。
伴隨居民投資理財意識的提升,證券、基金、銀行理財等產品成為越來越多居民的資產配置品種。但2012年之前,我國資管產品同質化、投資范圍單一、投資收益隨著股市大幅波動,難以滿足居民多樣化的財富管理需求。受制于投資范圍狹小等原因,我國社保基金、養老金、保險資金也面臨著保值增值挑戰。
發展資產管理行業成為迫切的需要。資管行業能以市場方式募集社會資本,將金融資源配置到實體經濟最需要的環節,對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形成補充,有利于建立多元、包容的金融生態,助力企業解決融資難題,同時避免風險過于集中在銀行體系。
2012年初,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提出了“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奠定了此后一段時間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方向。
2012年下半年,中國資管行業迎來了“放松管制、加強監管”的春天。證監會修訂和出臺了針對證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貨公司及其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一系列新政,簡化審批流程,擴大投資范圍,豐富產品種類,鼓勵創新發展。
2012年6月,中國基金業協會的成立,標志著私募基金迎來發展新機遇。時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基金業協會成立大會上表示:“中國有80萬億銀行存款,如果分流一半,無疑會造就一個規模十分可觀的財富管理行業。更重要的是,社會融資結構大為優化,實體經濟能夠從中獲得恒久的好處,虛擬經濟也會增強抵抗危機傳染和擴散的能力。”
同期,原保監會也出臺了為保險資金松綁的“投資新政13條”,將險資投資范圍從過去的國債、協議存款等有限品種,擴大到銀行理財、信托、私募股權、股指期貨等幾乎全品類的投資工具。在保險資金委外新規中,明確了保險業和證券、基金、銀行、信托行業的合作規則,為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加入“資管陣營”掃清了障礙。
2012年金融監管政策的“松綁”,極大地支持了直接融資體系的發展,各類資管機構紛紛從自身特點出發,瞄準資管市場上的空白,豐富產品供給,從不同維度滿足了實體經濟融資和居民財富管理的需求。
在整體的政策鼓勵下,銀行理財、基金、信托、證券資管、保險資管、私募等各大資管行業,迎來連續多年的大發展,并呈現出前述數據的大幅增長。
資金池與通道業務擴張
不過,資管行業“松綁”帶來市場繁榮的同時,也伴生了一些問題。
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影子銀行的風險受到全球關注,我國監管部門也將影子銀行列為重點監控對象。在監管部門看來,大資管行業里也存在大量影子銀行活動,最大的源頭便是銀行理財產品。
銀行理財在居民眼里屬于“低風險、高收益”的產品,這背后與其“資金池”運作方式密切相關,這正是影子銀行的典型特征。
“資金池”是當時銀行理財產品運作的主流形態,銀行將發行的多款理財產品募集的資金匯集到一個大池子,對池子進行統一管理。資金池所投資的資產多種多樣,利用資金與資產的期限錯配賺取溢價,再借助循環發行,力保資金池的流動性以及理財產品的到期兌付。央行在2013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到,銀行表外理財產品中超過50%為資金池產品。
資金池的風險不容忽視。2012年下半年,時任中行董事長肖鋼就發文指出:“銀行業的財富管理(以理財產品為主)蘊含較大風險,尤其是‘資金池’運作的產品,銀行采用‘發新償舊’來滿足到期產品的兌付,本質上是‘龐氏騙局’。”
資金池模式最早源自信托資金池,而伴隨銀行理財資金池的大發展,也帶動了銀行業與信托業的互動——銀信合作。首先是居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形成銀行理財資金池;之后,信托公司發行信托計劃,銀行理財的資金則認購信托計劃;信托計劃獲得來自銀行理財的資金后,再轉借給資金需求方。銀信合作是早期資管產品嵌套及通道業務的表現形式。
2013年,國務院發文加強影子銀行監管,規定“商業銀行不得開展理財資金池業務”;2014年,原銀監會針對信托公司發布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信托公司不得開展非標準化理財資金池等具有影子銀行特征的業務”,集中清理資金池業務。
2012年下半年以來,證監會及原保監會的系列資管新政,拓寬了證券、基金、保險、期貨等金融子行業的業務范圍,影子銀行出現了新苗頭:從銀信合作轉向銀證合作、銀基合作,通道則從信托轉向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
以銀證合作為例,券商接受銀行委托發起定向資管計劃,投資銀行票據、委托貸款、收益權轉讓等資產,幫銀行貸款由表內轉為表外。2012年,券商資管規模不到2萬億元,至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前夕,規模已接近17萬億元。
基金子公司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與信托公司的單一信托與集合信托計劃的投資范圍相似,成為銀信合作的替代品。基金公司子公司于2012年底陸續設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定性為私募,自2013年起步,不到三年的時間規模便突破10萬億元。
從銀信合作到銀證合作、銀基合作,反映了大資管領域通道業務的盛行,而通道業務的盛行,則加劇了各類資管產品之間的多層嵌套,以及借助多層嵌套實現的加杠桿行為。這些做法助長了資金脫實向虛,比如流向場外配資、上市公司大股東股權質押、房地產等政策管制的產業,以及回報更高的互聯網消費貸、現金貸等領域,使得風險在部分領域內集聚。
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等相關風險事件對全市場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也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監管部門開始意識到,資管產品在分業監管下的監管套利隱患重重。
資管新規瓜熟蒂落
面對花式的監管套利,監管部門已經認識到,過去“誰的孩子誰抱走”的分割式監管,容易陷入被動局面,只有統一尺度,聯合監管,才能有效打擊部分市場主體的套利行為。
其實,這種意識在2014年4月由人民銀行、原銀監會、證監會、原保監會和外匯局五部門聯合發文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就已經有所體現。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上強調,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宣布設立國務院金融委,這是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大事件,金融監管的頂層設計得到確立。
國務院金融委的成立,為協調金融監管部門、統一監管尺度奠定了制度基礎,也加速了資管行業大一統“資管新規”的出爐。
2018年4月27日,備受關注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俗稱“資管新規”),由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共同發布。這份文件雖然在2017年就已公開征求意見,正式發布后仍引起不小震動。
作為多部門聯合發布的規章,“資管新規”首次從“全面覆蓋、統一規制”出發,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監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
“資管新規”從募集方式和投資性質兩個維度,將資管產品分為公募和私募,分別統一投資范圍、杠桿約束、信息披露等要求。新規明確,資管業務實施凈值化管理,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打破剛性兌付;繼續嚴格非標資產投資的要求,禁止資金池;規定資管產品之間嵌套不得超過兩層,且禁止通道類業務。
“資管新規”是中國資管行業劃時代的指南,是監管部門在掌握資管行業內在規律之后做出的制度設計。新規在機構監管的基礎上,融入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對我國金融行業的分業監管形成有效補充,成為現代化金融監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資管新規發布后,各資管子行業配套細則陸續發布。
蝶變:大資管邁向新生
“資管新規”給予行業2年過渡期,后因疫情延遲一年至2021年末。市場主體經歷了等待-觀望-放棄幻想的歷程后,終于進入規范沖刺階段。
“資管新規”涉及最龐大的工程,是銀行理財的轉型。其中,清理資金池、信貸資產回表、保本理財壓降、產品凈值化轉型均是大動作,每一步都需要在控制節奏、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平穩轉換。最終,六大國有大行率先動身,扛下了作為大型金融機構的行業責任。隨后股份制銀行、中小銀行應聲而動,陸續完成整改。
按照“資管新規”,屬于表外業務的銀行理財,必須與母行隔離開來,以實現和表內業務的風險隔離。2018年12月,首批銀行理財子公司獲批,隨后理財公司數量快速增加,目前已有29家銀行理財子公司獲批籌建,27家正式開業。
銀行理財的順利過渡,對影子銀行體系的清理功不可沒,中國金融業風險最終實現了收斂可控。
此外,按照資管新規精神,券商資管積極壓縮通道業務、轉向主動管理,在3年時間里,管理規模從17萬億元降至7萬億元,下降近60%;基金子公司的規模也快速壓降,至2021年末,降至2.3萬億元,較峰值降幅超過75%。
從宏觀上看,資管新規實施后,基于銀行理財資金池的清理,以及信托、證券資管、基金子公司相關通道、多層嵌套業務的壓降,整個大資管行業的整體規模實現階段性下降,從新規前2017年末的118萬億元降低至2019年的107萬億元。這下降的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擠掉了多層嵌套形成資金空轉、脫實向虛帶來的“水分”。
2021年末,“資管新規”過渡期結束,資管行業重新步入上升通道,管理規模創下歷史新高。據光大銀行與波士頓咨詢合作發布的《中國資產管理市場2021》,2021年底,中國資管市場規模達到134萬億元,同比增長11%,充分彰顯了“資管新規”促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引領力和前瞻力。
眾所周知,金融市場對外部沖擊高度敏感,市場主體之間風險交叉傳染性強,往往牽一發動全身。對百萬億規模的大資管市場實施整頓,其復雜程度堪比“拆彈”,不亞于一場“大型外科手術”。監管者以其決心、智慧和勇氣,以時間換空間,成功化解了潛在風險。
2021年9月17日,國務院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局長陶玲在“2021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表示,2021年底“資管新規”過渡期正式結束,2022年開始將是資管行業的“蝶變期”。
“‘資管新規’出臺前,一直沒有回答好的問題是,資管行業是為誰服務的?在實踐中,銀行理財、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資管機構,往往為融資方需求考慮,從融資方角度設計產品、募集資金,形成投資融資化,偏離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定位,偏離了對廣大居民的服務。”陶玲表示,資管行業回歸本源,要成為廣大居民的財富管理者,自覺堅持委托人利益至上,履行誠信、盡責的受托責任。
在她看來,高質量資管行業有五個衡量標準,分別是:做好實體經濟的直接融資提供者,做好廣大居民的財富管理者,做好資本市場的穩健投資者,做好金融體系的活力競爭者,做好嚴監管的受益者。
過去十年,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經歷多次洗禮和錘煉,從懵懂走向成熟。未來,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從業者仍需加倍努力,砥礪奮進,為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