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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共同富裕與人的發展：中國的邏輯與選擇》新書發布暨“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理論與實踐挑戰”研討會上分享了他的觀點。
他認為，共同富裕的實質是人的發展，是所有人的共同發展。
從理論來看，主要是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如何認識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二是如何認識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三是如何引導社會的“分配預期”。
劉尚希認為，促進共同富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防止兩極分化，堅決穩住底線。而要做到底線公平，政府就必須在公共服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發展機會上追求平等，讓每一個人的努力與所得相匹配，實現起點公平、過程公平。
從實踐來看，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是破除三個“二元”，縮小城鄉差距。包括：市場經濟體制的二元、社會身份體制的二元、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二元。
*本文為作者在《共同富裕與人的發展：中國的邏輯與選擇》新書發布暨“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理論與實踐挑戰”研討會上的發言實錄。（關于新書詳細介紹，參見文末）
感謝大家來參加《共同富裕與人的發展：中國的邏輯與選擇》新書發布會。共同富裕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大難題，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之所以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就源于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聯合國1948年提出《世界人權宣言》，2000年提出《聯合國千年宣言》以及世界各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努力，國際社會對經濟不平等的探討研究，如此等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盡力消除人類文明演進中的兩極分化，免于貧困，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因此，在探討共同富裕話題時，我們不能局限于中國的視角，而是要站在全球、全人類、全世界的角度審視和思考。
實現共同富裕是世界的愿景，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艱巨的長期任務，不能把它看作馬上可以做成的事，但也要看到促進共同富裕是當前一項重要任務。目前，我國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能力差距以及公共服務差距都較大，明顯妨礙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講，促進共同富裕等不得，不能因為它是一項長期任務就不管它了，而是應該從現在就著手促進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距。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積極探索研究共同富裕問題，在《經濟研究》《財貿經濟》等刊物和媒體上也發表過一些零散的觀點和看法。由于具備了一定的研究積累，我們才能在較短時間內出版這本書籍。本書的探討都是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圖跳出傳統的分配框架去討論共同富裕。當前，針對共同富裕的一個流行的分析范式或觀察視角是分配。我認為，單純從分配的視角談共同富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只有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之中，才能談得上分好蛋糕。孤立地靜態去討論分好蛋糕、縮小差距是沒有前提和基礎的，無異于空中樓閣，因而沒有意義。如何跳出分配來研究共同富裕？不僅要把共同富裕置于社會再生過程中，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而且更為關鍵的是要跳出物的層面，從人的發展這一角度來探討。因此，我們提出共同富裕的實質是人的發展，是所有人的共同發展。
當前，促進共同富裕正面臨許多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這些構成了我們在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嚴峻挑戰。
共同富裕的理論挑戰
先談第一個問題，共同富裕的理論挑戰。顧名思義，“共同富裕”是兩個詞的組合，即“富裕”與“共同”，不僅要富起來，而且是大家都富，兩者怎么融合，實際上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可以說，共同富裕的概念本身就包括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 如何認識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對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大體有三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沖突論，認為效率與公平是翹翹板的兩端，講效率可能損害公平，講公平會有損效率。一旦形成了翹翹板，就會進入一種困境，難以兼顧。因為經濟要講效率，社會要講公平，怎么辦？這種情況下又出現了第二種觀點，叫兼顧論，這種觀點認為第一次分配講效率，第二次分配講公平，政府應該通過調節初次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實際上，“兼顧論”依然沒有擺脫“沖突論”所帶來的困境。因為二者都要兼顧的情況下，很可能在一個時期強調效率，當發現貧富差距變大后，又開始更加重視公平；當發現強調公平有損效率時，又會強調效率的重要性。這樣就會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從而使政策陷入一種“鐘擺效應”的困境。
研究發現，要從“沖突論”和“兼顧論”中擺脫出來，就必須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認識這一問題，實現兩者的融合。過去，我們談分配，實際上講的是物的分配，主要關注的是財富或收入的分配。如果我們僅僅著眼于財富或收入的分配，就無法跳出沖突論、兼顧論的窠臼。從這點來講，我們只有擺脫物的層面，著眼于人的發展，才能融合效率與公平，這樣“翹翹板”效應就會消除了。為什么著眼于人的發展就能實現這種融合呢？因為人的發展，意味著人的能力提升，相應地，就能創造更大的價值、獲取更多的收入。如果能力的差距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相應縮小。所以，我們在本書中提到一個重要觀點：貧窮是能力的貧窮，群體性的收入差距是群體性的能力差距導致的。
? 如何看待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
從融合論的角度來理解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自然會引出一個命題：共同富裕是基于物還是基于人，究竟是從物的發展角度還是從人的發展角度來考慮共同富裕？融合論的觀點是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必須統一起來，不能僅僅基于財富或收入的分配去考慮，也不能僅僅基于物的層面討論“做蛋糕”與“分蛋糕”的關系。如果僅僅從物的角度，就無法擺脫存量和流量分配循環所產生的“馬太效應”；如果空談人的發展，就會缺乏物的基礎。在邏輯關系上，人的發展是目的，物的發展是手段。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的“倒U”分配曲線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已不成立。因為原來以為一個經濟體在發展初期分配差距會大一點，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分配差距就會縮小，從而呈現出倒U曲線。但現在看來，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曾一度縮小而后又出現擴大。這說明庫茲涅茲“倒U”分配曲線實際上并不成立。
所以，我們必須跳出物的層面，從人的角度來認識共同富裕的本質。我們認為，貧窮是能力的貧窮，所有人能力的提升就是要彰顯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文明性。只有不斷彰顯這“三性”，貧富差距才能最終縮小。當前群體性的能力差距是導致群體性分配差距的根源。
? 如何引導社會的“分配預期”？
在國家幫助下，提升每一個人的能力，這涉及“分配預期”如何引導。如果有一種預期：等著國家來讓我富裕起來，那么，提升自身能力的努力就不會產生。要消除坐享其成的預期，必須形成努力與所得相掛鉤的分配預期，并讓它確定和穩定下來。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其實已經明確了構建分配預期的原則。其中的“勞”是和自身努力掛鉤的，既有簡單的“勞”，創造低附加值；也有復雜的“勞”，帶來高附加值，兩者帶來的回報自然是不同的。其中的“要素”是通過收入積累形成的財富進入市場來配置使用，通常表現為“資本”這個要素。獲得財產性收入，也就是財富通過市場實現資本化。要讓更多的人獲得財產性收入或資本性收入，必須承認和保護私人產權，并健全市場規則。這也是明晰分配預期的一個重要條件。否則，就不會有人通過簡單勞動、復雜勞動來創造和積累財富，也不會有人拿著自己的財富去市場上冒險變成“資本”辦企業，或投資到別人的企業。一個社會有了清晰的分配預期，人人努力、人人參與和人人共享的社會格局就會形成，共同富裕就有了希望。
這涉及結果公平與機會公平的關系。對于“公平”，大家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趨向于平均主義，過度強調貧富差距的縮小。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怎么把握貧富差距的度？縮小到什么程度社會才可以接受？這個分寸很難拿捏。我覺得，在社會生產力水平充分發展起來之前，結果公平一定是在底線上實現的結果公平，即底線公平，目的是防止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防止兩極分化，堅決穩住底線。而要做到底線公平，政府就必須在公共服務方面加大力度。我國提煉概括出一個“七有”原則，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這個“七有”原則是中國實踐的系統總結，目的在于保障底線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從“七有”來看，不僅要從基本公共服務的角度追求均等化，更重要的是促進所有人獲得基本的能力。而要獲得基本能力，就必須做好“四基本”的保障：即基本營養、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這是滿足人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要求，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基本能力的前提條件。底線公平有了保障，兩極分化就能有效避免，每一個人的生活就能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改善。所以，我們講結果公平，應該更多從底線公平的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并實施結構性改革，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而不是針對貧富差距泛泛地強調縮小，那樣的“縮小”很容易落入平均主義的陷阱，導致國家發展停滯不前。世界上不乏這樣的前車之鑒。如一些拉美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造成老百姓生活倒退，原因就在于平均主義的政策傾向導致發展不能持續。
我們在強調底線公平的同時，還要承認結果的差距，就是不設天花板，不搞同步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同時富裕，實際上是在部分人先富起來、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過程中去不斷地促進共同富裕。不能說現在我們要拉平、搞齊步走，這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在結果上還得承認差距的客觀存在。
除了底線公平上做足文章，更重要的是在發展機會上追求平等，讓每一個人的努力與所得相匹配，實現起點公平、過程公平。這實際上是一個分配預期的問題。如果老百姓把分配預期的重心都放到政府身上，就意味著對政府的依賴性大大增強，反而會弱化努力與所得之間的關系。如果兩者的關系出現弱化，大家就不會去勤勞致富，也不會去積極創新，只會等著政府讓我富起來。一旦社會形成了這種預期，蛋糕就不可能做大，人的發展也會落空。從當前現實來看，如何努力實現發展機會的平等，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共同富裕的實踐挑戰
從實踐來看，促進共同富裕也面臨諸多挑戰。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發展任務繁重。與此同時，我們又面臨“未富先老”、“未富快老”等問題。特別在全球陷入極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這種演化給中國帶來了嚴峻挑戰。如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構建中國發展的確定性，仍是我們當前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
從體制上看，我國仍是城鄉二元體制，這些年來，我們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有效推動了城鄉差距，尤其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但城鄉二元體制依然存在。
從社會來看，我國仍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社會，2021年我國農村戶籍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53.3%。農民社會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國面臨的農民問題不盡相同。革命時期面臨的農民問題是因為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于農民，這也是經歷許多挫折之后才認識到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面臨的農民問題，是需要通過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金。改革開放以后面臨的農民問題是如何讓大量剩余勞動力得到有效轉化和充分使用。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解決并且做對了，所以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當前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依然面臨著如何以市民化減少農民數量的問題。只有圍繞人，圍繞農民市民化來做文章，讓大多數人變成市民和非農就業，才能找到促進共同富裕的鑰匙，我國現代化才有可能實現。
如何解決農民問題呢？目前仍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二元，農村有商品市場，但沒有土地市場、住房市場、抵押市場和產權市場，農村的耕地、宅基地、住房、林地、林木等財產權不可自由交易，無法貨幣化、資本化。農村資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偏低，在農村積累的財產不能隨著國民經濟發展而增值，農民也難以享受經濟增長的增值紅利。分享增長的紅利不僅在收入增量上，存量也是不可忽視的。農村不存在財產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循環，農民難以獲得財產性收入。這種市場經濟體制的二元現象在現實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東部地區，這一體制問題也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只是暫時被較高的發展水平所掩蓋。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身份體制的二元。農民作為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有外出打工的自由，但作為社會成員因受到諸多體制的約束而沒有家庭遷徙的自由。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民工不能享受同城平等的就業待遇，農民工家庭在子女上學、老人養老、保障房等方面都不能享受同城平等待遇。社會的發展如果長期處于這種狀態，人能力的普遍提升，尤其是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會受到限制。近年來，我國在政策、改革上花了不少功夫，但仍面臨一些障礙。比如，農民工家庭即便成為新市民群體，仍與老市民群體的基本權益存在差距，這種社會身份的差異限制了農民家庭的人力資本積累和使用，特別在教育方面，由于流動受限而制約了人力資本的形成。大家可能認為，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依靠技能教育培訓。實際上，流動也是人力資本積累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如果沒有流動，農民的技能是難以有效提升的。四十年來，農民工作為生產要素和勞動力，通過外出務工有效提升了技能水平，但作為社會成員如何更好地實現自由流動和享受同城平等待遇，將是下一步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課題。
第三個問題是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二元。產權包括所有權、經營權、承包權、使用權、轉讓權等方面。目前，所有權的裂變，從而形成與產權的分離及其產權的交易已經實現，尤其在國有經濟中非常明顯。國有產權可以交易，農村集體產權不能完全交易，只有耕地可在有限范圍內流轉。以占有權為中心的所有制向以使用權為中心的所有制轉變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趨勢。在這個趨勢中，農村滯后于城市。因此，農村效率低于城市。兩種所有制怎么有效融合，是我們當前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只有破除三個“二元”，縮小城鄉差距才有希望；只有讓農民財產權更充分地流動起來，包括自由選擇、交易，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如果長期將農民固化在農村、固定在土地上，農民收入的提高、技能的提升都會遇到天花板，財政手段的作用也會邊際遞減。只有進一步推進市民化，減少農民，國家才能走向共同富裕，真正走向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近四十多年來，我國通過市場化改革，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已經大大減少了種地的農民，同時也實現了農業的工業化，農業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下階段還要進一步減少社會身份的農民、集體身份的農民。只有這樣，中等收入群體才能擴大，國民能力才能得到普遍提升。只有重塑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區域結構，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才有前提和基礎。因此，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不能只在分配上做文章，必須探討決定分配結構的更深層次基礎是什么，在現階段就是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從而帶動城鄉區域一體化發展。
(本文作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