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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年初政府提出了5.5%的增長目標，從潛在增長率來看，這是一個需要踮起腳尖跳一跳才能爭取到的目標，有一定的難度，因為中國目前的潛在增長率大體上是在5%~5.5%之間。從實際情況來看，一季度增長4.8%，雖然偏低，也基本符合預期。
但是，今年4月份以后，由于受到疫情的沖擊，部分地區增長大幅下滑。當然，6月份以后情況有所好轉，高頻數據顯示最近經濟整體是一個逐步回轉的態勢，但是上半年的增速是2.5%，應該說是低于預期的。所以，當務之急是力爭經濟能夠盡早回到正常運行的軌道上來。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提出一個目標：在下半年爭取實現年初提出的5.5%的增長速度。如果能夠實現，那么全年平均下來應該是在4%左右。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其實并不容易，是有難度的，面臨的挑戰還是比較多。
目前的防疫和宏觀政策的問題
實現下半年這樣一個增長目標，最重要的不確定性因素還是疫情，因為這是不可控的。但是，在繼續應對疫情沖擊的背景之下，應當力爭形成一個比較確定、可預期、大體正常的經濟運行環境。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一些消息，聽到一些反映，說部分地區復工進展不及預期。為什么不及預期呢？一些企業不敢擴大采購、增加招工，擔心不知道什么時候又會遇到疫情的管控，這樣的話增加的支出是收不回來的。所以，現在講疫情的常態化防控，是否應該達成一個狀態：即疫情實際發生和防控政策影響到的經營活動，應該是在可預期、可承受、盡可能小的范圍之內。要創造一個讓大多數人、大多數經營活動在大多數時間比較確定的、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經營環境，這也應是現在強調的高效協同疫情防控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性要求。
關于宏觀政策，近期呼吁宏觀政策進一步放松的聲音比較多。但是如果缺少一個正常運行的經濟環境，宏觀政策到底是松了還是緊了，實際上是很難評估的。有些政策過了頭，當經濟運行正常以后，副作用可能就比較大。請大家關注一下最近公布的數據，就是國內6月份 M2、社融等金融指標都超過了11%，M2和2020年疫情發生初期的二季度的增速大體上是相同的，應該說整個流動性還是充裕的。
最近全球都很關注美國的通脹，6月份達到9.1%，明顯超過預期，原因就是前期疫情防控過程中貨幣放水過多。美聯儲的反應應該是很明確的，它不得不大幅加息，但代價是整個經濟衰退的風險相應加大。這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重視。
另外，關于通脹影響的問題。由于疫情沖擊、俄烏沖突和貨幣政策寬松等多重因素疊加的影響，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大幅上升。美歐的CPI已創40年來新高，國內的CPI指數6月份公布的也已達到2.5%。高頻數據顯示，這個指標現在還有所上升。中國經濟現在國際化水平已經相當高，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動的影響，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其影響仍可控制在一個有限的范圍之內。主要的理由有以下三條。第一，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經濟體，其實還是以內循環為主，吸收外部沖擊的能力應該明顯強于其他經濟體，特別是中小型的經濟體。第二，中國目前總體上供給充裕，所謂的“過剩經濟”特點比較明顯，比如糧食生產現在是“十八連豐”。對大家都很關注的生豬產能，政府有關部門也在注重調控。能源方面，對國內前一段時間出現的保供問題，也及時采取了措施，尤其是在傳統能源穩定供應的同時，清潔能源產能最近增長的速度也比較快，所以整個供給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這是穩定物價最重要的一個供給側的因素，或者我們通常講的物質基礎。第三，中國政府整體調控能力比較強，可以通過一些儲備的吞吐、進出口的調節和價格補貼等，穩定物價，保證民生。
但是，對成本推動型的通脹風險也不能掉以輕心。簡短回顧一下這些年的歷史，上個世紀90年代擺脫短缺經濟的困擾以后，中國的通脹主要不是來自需求拉動，而是成本推動。在90年代以前，中國曾經出現過幾次大的通脹，主要是物資短缺，90年代以后短缺經濟逐步地轉成了過剩經濟，通脹是什么類型呢？成本推動。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我們經歷了PPI的大幅上漲，但是由于中下游企業競爭激烈，漲價大部分被這些中下游企業自行消化了。不消化也不行，因為需求也沒有那么旺盛，所以沒有明顯傳導到 CPI。PPI和CPI雖然是一個剪刀差，但是最近剪刀差已經在收縮。特別像糧食和能源，和其他商品可能還有區別，它的特點就是需求彈性很小，生產率提升慢。從歷史的一些情況來看，這一類商品的漲價部分傳導到CPI的空間其實還不小。
下一步會不會出現一個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要關注。因為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是有可能在供給并不緊張，甚至供給過剩的情況下也會出現。因為它是一種比價關系的調整，本質上來講是不同部門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當然，短期內這種風險并不大，不必過度緊張，但還是需要關注和警惕，在政策上也應該有一定的儲備。
需求側的投資和消費
現在要講需求側穩增長，首先是穩投資，而目前來看重點就是穩房地產。這個問題最近大家討論很多，不少人認為目前影響經濟最大的因素，一個是疫情，另一個就是房地產。
根據我過去運用的一個分析框架，中國的房地產大概在幾年前已經進入了歷史需求峰值期。但是最近幾年，整個房地產市場增長是不錯的，韌性比較強。但仔細觀察，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需求：主要是一部分地區房價在上升，都市圈城市群快速發展相關的結構性需求在拉動。但這種需求似乎也是達到一個峰值了，所以房地產增速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
但是現在所面臨的情況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進入了持續的負增長。我們有一個全口徑的數據統計體系，按照不變價當月同比口徑來計算，房地產投資從去年7月份以后就已經進入了負增長，到目前還是負增長。當然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來講，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了5.4%，但這是用現價計算的，如果用剛才說的不變價當月同比來計算，下降幅度還要更大一些。全國房地產銷售面積和銷售額也下降了20%以上。房地產行業自身規模大、帶動行業多、與金融和民生直接相關，所以下得過快不可避免會帶來全局性的沖擊。
過去關于房地產問題的討論比較多，怎么解決問題，要瞻前顧后。總體而言，對這個行業還是應該非常謹慎地對待。我們應該提一個目標，要采取針對性強、見效快的措施，使房地產能夠盡快回到一個正常的經營環境和增長軌道。最近有關部門陸續在采取一些措施。與此同時，還是要抓緊時間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步形成一個穩定發展的長效機制。長期問題不解決，短期是容易出問題的。長效機制講了很多年，這次能不能有一個實質性地進展。
另外，我認為包括我們搞經濟學研究的過去缺少關注、但是需要關注的一個領域，是除去基建以后的其他服務業投資。我們有個數據庫顯示，最近幾年這個領域的投資比重已經超過15%。過去占比是比較低的，大概是10%甚至10%以下。但是最近幾年比重一直在上升，現在已經達到15%，和房地產、基建投資的比重在同一個水平上，都是在15%到20%左右。除去基建之后的其他服務業投資實際上相當重要，但是受重視程度明顯不夠，比如現在分析經濟形勢，很少有人講這個行業的投資。仔細看這個行業的投資包括的內容：商務服務、科研、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批發、零售、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投資，體現的是消費結構的升級。去年以來投資整體下行，包括不變價當月同比一度實際上是負增長，但是這個領域的投資基本上是穩定的，而且增長、增速在各項投資中排在前面。正因為如此，我想向經濟界的朋友呼吁一下，以后我們應該把除去基建之外的其他服務業的投資放在和基建、房地產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進行討論。
講完投資以后再講消費。消費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現在有兩個問題，一是濟困，即救助困難群體；二是擴大消費，這個更多的還是要關注中等收入群體，這一部分人才能真正擴大消費。救助困難群體的問題現在大家關注比較多。去年以來整個經濟下滑，消費也在下滑。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受疫情的影響主要是對接觸性消費影響比較大，所以服務消費應該降幅更大一些。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數據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時候商品消費的降幅是超過服務消費的。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就是疫情已經有三年左右了，一部分困難群體，特別是那些“手停口停”的群體，他們實際收入是在下降的，導致基本生活用品購買力也出現下降。關于這個問題經濟學界討論也比較多，對怎么救助困難群體也提了不少的建議，如發消費券，也有人提出直接發現金等建議。這些建議面臨的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發放渠道。我有一個相關的建議，救助困難群體首先應該用好已經有的、能夠用的渠道。上個月末，我們一個研究團隊利用網絡平臺發放專題調研問卷，監測和分析靈活就業群體的狀況。在回收的26，000多份有效問卷中，談到失業保障問題時，87.8%的失業人員沒有領取失業保險金。為什么沒有領？其中50.6%，也就是一半的人回答是不知道如何申請。所以我們認為，還是要用足用好現有的社會保障渠道，提高社會保障的可得性和領取方式的知曉度，真正做到應保盡保。
另外，關于消費還需要關注公共消費的問題。現在講消費的擴大或者升級，一個重要的方面并不是個人消費，而是公共消費。看一下消費結構的變化，現在公共消費的比重是在上升的。中國的人均收入到了這個階段以后，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公共消費比重的上升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直接相關，這也是個老問題了。我們這些年一直在呼吁推動近3億的進城農民工的戶籍改革和相關的住房、社保、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果能有一個大的進展，能夠做一些實事，那么通過擴大公共消費帶動住房和基建投資、培育人力資本等渠道，對擴大內需穩定增長，特別是拉動消費，可以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供給側的結構性潛能
不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來看，穩增長的立足點還是要放到激發供給側的結構性潛能。經濟下行，人們對宏觀政策關注比較多，但實際上宏觀政策解決的是短期宏觀平衡和穩定的問題。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近10%的高速增長，近些年降到中速增長了，但是前幾年也有6%-7%，現在我們至少有5%以上的潛在增長率，比美國等成熟的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速度要高出一倍到兩倍。那么高出來的部分靠的什么呢，僅僅是由于宏觀政策嗎，應該不是，還是我們有結構性潛能。簡單地說，就是中國現在作為一個后發的經濟體和這些先行國家之間的增長的差距。我們現在剛過一萬美元，到2035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在三四萬美元，從一萬美元到三四萬美元就是中國的結構性潛能，還相當大。
最近一段時間，我就提出了在中速增長期 “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所謂“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為龍頭，我們做過一個測算，大概今后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新的增長動能的最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在這個范圍之內。所謂“3”就是補上三大短板：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這三大短板。“2”就是新的經濟增長動能，我稱為兩“翼”，就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簡單地說，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上三大短板，兩只翅膀賦能，這是一個通俗的說法。這就是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結構性潛能。如果能把這個結構性潛能發掘出來，中國現階段整體增長潛力還是比較大的，對增長前景我們還是有信心的。應該說，總體上來講中國還是處在一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機遇期，中國市場規模大、產業配套全、對沖回旋能力強、創新資源集聚快等優勢將會得到保持并持續地增強。但是回頭看一看也會發現，有一些結構性潛能受到我們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看得見抓不住。下一步釋放這些結構性潛能，還是要靠進一步的深化改革開放，特別是要推出一些具有擴張效應的改革措施。
深化改革開放、穩預期，釋放結構性潛能
第一，穩增長、穩民營經濟發展首先還是要穩預期。中國經濟減速是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的，主要還不是疫情的沖擊，是因為有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監管政策產生的合成效應，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拖累影響，特別是對預期影響比較大。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三重壓力，其中一項就是預期轉弱。如果這個問題不能有效解決，投資者生產者不看好前景，宏觀政策寬松了，潛在增速能不能發揮出來，恐怕還是一個問題。
怎么穩預期，需要進一步地重申和進一步明確黨和國家關于改革開放發展的系列大政方針，比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各種所有制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等等。這些話以前都說過，還要再說，因為一個時期以來，這方面的雜音不少，引起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混亂。所以要通過這種重申和進一步的明確，澄清是非，增強社會各界對黨和國家改革開放發展大政方針的信心。
另外就是要進一步明確民營經濟的定位和作用，給民營經濟吃長效定心丸。我所在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最近開展了一項關于共同富裕問題的研究，提出到2035年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做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下一步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這部分人，也就是潛在中等收入群體的3/4都是在民營經濟就業的。這說明，下一步如果我們不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是很困難的。過去從不同的角度講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我想下一步需要加一條，要促進共同富裕，還必須要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
第二，加強市場經濟基本常識的宣傳教育，堅持用市場化法制化的辦法，保持發展環境和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我們國家搞市場經濟已經40多年了，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依然會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冒出來。比如去年有個別地區，當然是比較短的時間，為了完成能耗總量指標拉閘限電。這個現象出來以后，可以做一個分析。首先是政府部門有沒有可能精準地計算出一個地區某一段時間（如某幾個月或者某幾個季度或者一個年份）的能耗總量？這其實是個老問題 ，當年我們要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要改革開放，就是因為政府部門不可能算得準，需要把這個計算交給市場。這些基本的原理還是需要反復強調，加強市場經濟基本知識的宣傳和教育，從而減少一些不當的干預。出臺政策、解決矛盾，還是要盡可能用市場的辦法、法治的辦法，在需要用行政辦法的場合也要提高科學性、精準性，加強與市場和社會的溝通，有利于穩定和增強而不是弱化市場主體的預期。
第三，在穩預期方面，應該有更多更實的政策舉措。一是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平臺經濟發展、創新型領先企業發展方面，能夠出臺一批針對性和獲得感比較強的政策。二是在深化改革開放，解決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方面，采取一些帶有標志性的改革開放措施，比如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民工進城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行業領域放寬準入、制度規則性對外開放等方面，能夠采取一些有擴張效應、能提振信心的政策措施。
第四，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我們仍然要講摸著石頭過河，把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有效結合。有人說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了，還要摸著石頭過河嗎？回答是肯定的。這里涉及到對改革開放方法論的理解。改革開放在不同的時期要解決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時期都得過河，過的河是不一樣的。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能不能搞、經濟特區能不能辦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現在都不是問題了，因為都已經解決了，但是在當時不清楚。那么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們要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要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仍然面對著大量未知和不確定的因素，仍然要鼓勵探索和試錯。頂層設計就是指要指方向、劃底線，在這個前提之下，還是要鼓勵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短期內看不準、有爭議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層先行先試，通過試錯找到對的辦法，總結提高以后在更大的范圍之內推廣。
通過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支持建立促進綠色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
最后再提一個具體的問題。我們現在講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確實是新動能，但是怎么通過改革為它提供一個有效的市場激勵？這個方面我們一個研究團隊最近在做一項研究，提出通過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支持建立促進綠色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所謂增長型碳匯，是指運用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在獲取相同產出的情況下，與原有的高碳基準生產方式相比，所減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長型碳匯市場可以與已有的碳排放權市場并存，后者主要任務是激勵存量減排。增長型碳匯市場則應聚焦于激勵增量部分的技術創新。這個市場應有強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綠電等綠色能源產品，還應包括鋼鐵、建材、化工等高碳領域能夠產生增長型碳匯的產品。可通過發行國債或央行提供專項資金，對進入增長型碳匯市場的產品按照一定價格進行初次購買，然后轉入市場流通。市場上的碳匯價格是對技術創新產品減排貢獻的價值評估和報酬方式，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或減少投入市場的資金規模相應調節激勵創新的力度。增長型碳匯的確定要符合國內外相關技術標準和規則，可運用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方法降低成本、規范流程。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