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關注到有兩個頗受熱議的現象,一個是淄博成為網紅打卡地,原因是淄博燒烤非常火爆,吸引了全國各地游客去淄博品嘗燒烤,導致當地游客爆滿。另一個是三月份出口出現超預期反彈,增速達到14.8%。有人認為,燒烤熱背后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瀾。出口反彈是因為對東盟的出口大增35%,說法各異。我覺得,當下讓經濟活起來是最重要的,不能期望一下子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流水不腐:實體經濟的流動性尤為重要
今年一季度新增社會融資規模達到14.5萬億元,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10.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6萬億元,創下歷史新高。M2增速為12.7%,但三月份的CPI卻只有0.7%,PPI為-2.5%,如此巨量的貨幣,卻對應如此低的通脹率,似乎貨幣消失了。
從2023年一季度央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看,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仍處在收縮區間,處在近十年的較低位置。但這顯然難以通過貨幣的寬松就能實現。所謂的流動性過剩,就是貨幣量增長過快, 銀行機構資金來源充沛,居民儲蓄增加迅速。這有點類似凱恩斯提出的所謂“流動性陷阱”。
但與凱恩斯古典或狹義的“流動性陷阱”定義不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認為,代表流動性的不僅僅只是狹義貨幣,也可以是廣義貨幣;導致貨幣需求無限大的原因并不一定僅僅是人們的流動性偏好,也可能是其他的因素。他把“流動性陷阱”的本質歸結為一個“信心”或預期問題。
過去,在同樣的低通脹下,M2的高增長至少還能對應資產價格(如房價)的上漲,如今,從資產價格到實物價格都在走弱。既然貨幣政策對通脹已經鈍化,那么,貨幣政策對于經濟領域的流動性改善作用也有限,寬貨幣未必能夠帶來寬信用。
因此,除了保持貨幣流動性的充裕適度(估計接下來的三個季度信貸或社融的增速會下行),還需要增加實體經濟的流動性,簡言之,就是讓物流、人口流變得更加暢通,流量最好能超過疫情之前的2019年。
即將到來的五一長假,預計出行的人數會超過2019年,這是因為過去三年受疫情影響,不少人存在被病毒感染的顧慮。而這次長假,絕大多數人都不再擔憂疫情了。問題在于,這類的恢復性消費告一段落后,是否還會出現隨之而來的“擴大消費”?
最近,淄博燒烤成為社會的熱議話題,據美團數據顯示,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車票訂單數量已經達到今年春運的兩倍,當地政府新增21條燒烤公交專線,淄博五一住宿預訂量比2019年上升了8倍。盡管大規模燒烤對環境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但民以食為天,如果經濟一蹶不振,環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淄博燒烤走俏的背后,反映了老百姓對出行自由和消費自由的向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各地對于城市的違章建筑、路邊亂擺攤位的管控比較嚴格,從市容市貌、食品安全等角度看,這確有一定必要。但是,當就業壓力增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時,孰輕孰重還是容易辨別的。據說淄博政府對于前來淄博的游客非常友好,這也體現了政府部門對草根經濟的呵護,對流動性改善的珍惜。
在疫情好轉期間,大家都很關心客流量,包括公路、鐵路、航空等客運量和地鐵的客流量等。這既反映經濟的恢復程度,又是信心指數。例如,2019年3月份我國客運總量為14.3億人次,而到了2022年的3月份已經降至4.2億人次,說明受疫情影響,人口的流動性大幅下降,對應GDP的增速也從2019年的6%,降至2022年的3%。今年以來,出行人數逐月大幅增加,反映了經濟復蘇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對應著我國經濟GDP的增速也將大幅回升。
構建新發展格局:本質是要保持內外流動性暢通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就提出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而要讓雙循環能夠暢通循環,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而要保持流動性的暢通,并不是件簡單的事。
例如,人口流動性的暢通,需要有就業機會、消費能力等作保障。例如,2022年,我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而且,外出農民工數量只增加0.1%,也就是17萬人左右,增速明顯下降。從今年3月份數據看,盡管調查失業率還是穩中有降,但16-24歲勞動力的調查失業率高達19.6%。年輕人是消費的主力,但年輕人失業率明顯偏高,不利于擴大消費。
此外,2022年城鎮化率只提高0.5%,為65.2%,說明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已經明顯下降。為此,必須采取更寬松的政策,降低大城市入戶門檻,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務,讓更多的人口流動起來。
今年3月份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生產指數增長了12%,說明人口和貨物的流動性已經有很大改善。 一季度國內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有5.8%的增長,其中餐飲則接近14%的增長。此外,網上實物消費的增速超過8%,占比接近25%,由此帶來快遞行業從業人員數量的大幅增加,而實物店的從業人員數量相應減少。根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全國外賣員、快遞員、專車司機等人員數量為8400多萬人,占全國城鎮職工總數的20%。所以,“流動創造價值”并不夸張。
從貨物的國際流動性方面看,一季度進出口依然保持增長,其中出口增長8.4%(人民幣計價),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長更快。從出口貨物的流動路徑看,對歐美的出口總體出現負增長,但對東盟和東歐的出口大幅增加。
在信息的流動性方面,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了11.6%,說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長; 今年一季度GDP能實現4.5%的增長,主要靠服務業,增長了5.4%,這更能說明流動性的改善對GDP的拉動作用。
當然,一季度的經濟反彈在預期之中,說明我國經濟在疫情好轉之后恢復頗為順利。但恢復之后能否維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暢通,能否讓資金流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仍是需要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創新舉措去優化。
流動性分層現象:如何應對?
三年以前,我曾就社會融資市場的“流動性分層”現象進行解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大是因為貨幣流向資產領域而非實物部門,以此來解釋為何房價漲而通脹低的原因,所謂的“水往高處流”。而當今我們面臨的,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現金流偏緊,地方政府、房地產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壓力大,另一方面,則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資產荒”,即雖有錢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資產,貨幣空轉的現象十分明顯。不僅通脹率低,而且房地產和金融資產都出現了總體估值水平下移的現象。
上述是對社會融資的流動性分層現象的解釋。事實上,流動性分層不僅存在于金融領域,在就業、投資、消費、區域經濟等方面,也出現明顯的分層現象。例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占全球的份額,在35%左右,大約是我國人口占全球比重的兩倍;同時,我國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卻顯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又如,隨著經濟的恢復增長,今年我國就業狀況總體良好,但一季度年輕人調查失業率接近20%,與整體的5.3%的失業率水平相距甚遠。今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如果不采取相應的舉措,則到了7月份以后,年輕人就業壓力會更大。
再如,我國的人口流向與投資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關系,從區域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看,呈現越往西,人均投資規模越大的現象,即人口向東,投資向西。其結果是西部的地方債務壓力加大,償債能力減弱。
流動性分層現象如果越嚴重,則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如今年我國的貨幣政策定位是“精準有力”,說明原本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需要借助結構性施策來達到預期效果。
如何讓人口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暢通地流動起來呢?關鍵還是要優化結構,同時避免過度的行政干預。例如,現在中央已經對各地城市要上馬的地鐵項目進行嚴格控制,規定預期客流量要達到一定規模后才能建造。畢竟我國總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到2050年預計總人口將減少兩個億以上,今后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趨勢,這意味著未來很多地區的大量基礎設施,如鐵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軌交等都會被閑置。
因此,還是得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市場要有敬畏之心。人口流動從表面看會加劇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動的動力卻來自于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市場底層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邏輯。因此,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是縮小收入差距(落后地區人口減少,人均耕地面積擴大,人均資源擁有量增加),這不是與共同富裕的目標相一致嗎?
總之,要形成新發展格局,保持內外部的流動性暢通很重要,這就需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部門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導好資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舉措,順勢而為,多采取疏導而非堵截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