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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報中國證券網訊 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最高檢”）發布第四十四批指導性案例。本次指導性案例以金融犯罪為主題，其中一起涉及利用私募基金非法集資詐騙的案例，對于公眾正確識別私募基金和非法集資具有指導意義。近年來關于私募非法集資詐騙的案例時有發生，大量投資者因此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監管機構也在加大投資者教育的力度，幫助投資者區分合法私募與“偽私募”。
變相集資敲響“警鐘”
根據本次最高檢的案情披露，2012年7月至2018年間，被告人張業強、白中杰相繼成立國盈投資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興聯合投資有限公司、國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國盈系公司，并且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先后取得了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資格。
期間，張業強等人將其公司的經營項目作為發行私募基金的投資標的，通過公開虛假宣傳，允許不適格投資者以“拼單”、“代持”等方式購買私募基金，并承諾給予年化收益率7.5%至14%不等的回報。張業強等人通過上述方式先后發行133只私募基金，非法公開募集資金76.81億余元。長期以來，張業強等人主要通過募新還舊支付承諾的本息，并將巨額募集資金用于個人揮霍，少部分資金用于項目投資，且項目公司持續虧損、沒有實際盈利能力，最終造成巨額資金無法返還。
2021年8月11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犯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張業強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被告人白中杰有期徒刑15年，沒收財產1500萬元；判處被告人鹿梅（財務負責人）有期徒刑12年，沒收財產1000萬元。
針對本案例，最高檢指出，打著發行銷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進行公開宣傳，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并承諾還本付息的，屬于變相非法集資。
無獨有偶，2022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一中院”）也公布一起集資詐騙案。案情顯示，被告人孫祺通過其控制的上海華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領資產”），假借私募基金的形式，以虛假的票據收益權項目為投資標的，非法募集資金76億余元，用于兌付投資人本息、公司運營、個人揮霍等，僅少量資金用于投資、借貸等活動，造成700余名被害人實際經濟損失20億余元。最終，上海一中院對華領資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罰金2億元，對孫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此外，2021年11月，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通報顯示，2014年9月起，被告人朱一棟、趙卓權等人利用上海阜興實業集團（以下簡稱“阜興集團”）有限公司開展融資業務，通過虛構投資標的、夸大投資項目價值、向社會公開宣傳等方式，并以高收益、承諾到期還本付息等為誘餌，設計銷售債權類、私募基金類等理財產品，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并發新還舊，不斷擴大資金規模，以維持資金鏈。至2018年6月，阜興集團非法集資共計565億余元，案發時未兌付本金共計218億余元，被告人也因此受到了相應的刑事處罰。
非法詐騙“套路”解析
對上述幾起案例進行梳理可以發現，涉及的私募基金均采用公開宣傳的方式，并對投資者承諾保本高收益，在資金運作上也都是發新還舊的模式。
針對社會公眾如何區分合法私募和非法集資這一問題，最高檢第四檢察廳負責人表示，判斷一只私募基金是否是“偽私募”不能僅看其是否備案，有投資人認為只要備案了就沒有違法性，這也是投資人容易受誤導的地方。區分兩者的關鍵要點是，私募基金不得變相自融、不得向社會公開宣傳、不得承諾資金不受損失或者最低收益、不得向合格投資人之外的單位和個人募集資金，單只私募基金投資者累計人數不得超過規定人數，如《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基金份額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張佩律師分析稱，私募基金和非法集資的區別在于，私募基金是面向“特定的投資者”募集資金，并且《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的相關條例對私募基金的業務對象、流程作出了嚴格規定。而非法集資具備非法性、公開性、社會性、利誘性4個主要特征。因而兩者存在明顯的界限，即使“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如果其業務同時滿足非法集資的4個主要特征，則不僅涉嫌違規，還涉嫌非法集資犯罪。
最高檢第四檢察廳負責人還補充道，從辦案情況看，有的投資人對私募基金的性質、風險及其與公募基金的區別等還存在模糊認識。通過案例，希望廣大投資者對私募基金領域違法犯罪風險予以高度關注，同時提高識別防范能力。私募基金從業人員則應當守法誠信經營，依法依規發行銷售私募基金，不得突破“私募”底線，共同維護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聶林浩）
